導語：百年初心歷久彌堅，櫛風沐雨篤定前行。2023年是全面貫徹黨的二十大精神的開局之年，是學校實施“十四五”規劃承前啟后的關鍵一年。為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2周年，深入開展主題教育，弘揚偉大建黨精神，從黨的百年偉大奮斗歷程中汲取繼續前進的智慧和力量，感悟革命先輩和交大楷模的初心與使命，金沙js1005線路黨委宣傳部與檔案文博管理中心聯合設立“初心·印跡”欄目，陸續刊出交大百年黨史工程黨史人物口述采編的部分成果，以饗師生校友及廣大社會人士。

李菊，1927年生，江蘇蘇州人。1946年考入交通大學化學系，1950年畢業。1948年7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是交大學生自治會黨組成員。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歷任上海紙品廠廠長、上海感光膠片廠副廠長，上海市老科技工作者協會輕化委委員，高級工程師。2011年7月22日，李菊在上海接受上海交大黨史工作人員采訪時，講述了在運動中成長、在社團活動中得到鍛煉、在地下工作中走向成熟的歷程。

耳濡目染“科學救國”

我算是從小生長在交大的，我父親是交通大學土木工程系主任李謙若教授，我們家就在交大校園里面。我父親為人正派。年少時，他從家里逃出來到上海求學，先后就讀震旦學院、復旦公學，后赴美留學。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他毅然回國參加革命，報效祖國。后來一直從事鐵路和長江的測量工作。1930年起執教于交通大學。他教學嚴謹、一絲不茍、注重實干，這也體現了交大“求真務實”的傳統。父親總是教育孩子們要好好讀書，將來要“科學救國”，他把這些思想灌輸給我們。

土木工程系主任李謙若教授

抗日戰爭爆發后，交大校園被日軍占領，我們被迫離開交大，來到租界。日本軍人到處橫行，生活質量越來越差。高中我讀的是市一女中，也就是工部局女中。這期間我看了電影《居里夫人》，非常受啟發，希望自己將來能做一名科學家，像居里夫人一樣為科學獻身，為祖國服務。正巧我高中時，化學老師教得很好，我化學成績也比較好，因此對化學學科很有興趣，所以考大學時報考了交大化學系。

運動中成長

1946年我考入交大化學系，一開始抱著“科學救國”思想，用功讀書不問政治。我們化學系系主任是蘇元復，化學系教授有顧翼東，顧的兒子是助教，教我們實驗。梁普教授教《有機化學》，給我們上過課的老師還有張大煜、璩定一、潘承圻，還有一位叫劉馥英的女老師。當時，化學系歸理學院，化工系歸工學院，兩系有些課合在一起上，有些課則是分開的，老師也有交叉。老師上課，有些用英文，有些用中文。但是在白色恐怖的環境下根本不可能安心讀書，在學生運動的浪潮中，我逐步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1946年李菊入學交通大學化學系

那時國民黨政府加強了對統治區人民的壓迫，物價飛漲，教育危機四起。1947年年初，教育部要停辦交大的兩系一院。在地下黨的領導下，交大師生開展了護校斗爭。5月，近三千學生一起到南京去請愿，這個運動我也參加了，我就是從這個時候開始參加學生運動的。當時交大同學自己開火車，一直開到真如，鐵路被拆除，土木系同學就自己修復鐵路。后來，教育部長朱家驊親自來和學生談判，答應了學生們的條件。在這次運動中我深深感覺到團結就是力量，感覺到只有斗爭才能取得勝利。

護校運動之后，“五二〇”“反饑餓、反內戰、反迫害”運動接踵而來。南京發生“五二〇”慘案，上海積極響應，各高校開展罷課斗爭。這個階段，不斷發生一些進步同學被打被捕的事情，交大組織的兩支宣傳小隊在街頭宣傳時被軍警帶走關押入獄。同學們被營救出獄后作了一個報告會，剛出牢門的同學們發言后滿懷激情地高唱：“坐牢算什么，我們不害怕，放出來還要干”“反內戰，爭民主，坐牢是常事情。”同學們面對白色恐怖所表現出來的毫無畏懼的革命英勇氣概，讓我深受感動。我想：同學們要和平民主，為什么會遭受迫害？！反動統治下的黑暗現實激發了我的正義感，我從擔心個人前途，轉為擔心國家的前途。我認識到只埋頭讀書、不問政治是不對的，一定要推翻這個腐敗的政府才能夠建設好國家。

這年冬天，我參加了“救饑救寒”運動，募捐寒衣、訪貧問苦。我和同學們到處募捐寒衣送到棚戶區去。棚戶區的人們穿的是破衣服，吃的是爛蔬菜，孩子們都骨瘦如柴，很多人擠在一個大棚里。在那里，我看到了勞動人民的無窮苦難。我們心中悲憤，不由自主唱起了“月兒彎彎照九州，幾家歡樂幾家愁。幾家高樓飲美酒，幾家流落在街頭”。

這一年，運動非常多，然而，正是這些運動讓我體會到書本之外的現實社會是一個大課堂，在現實社會里我們懂得了應該愛誰，應該恨誰，應該為誰服務，應該反對誰，應該怎樣解決社會的問題。

投身社團活動

1948年初，同學夏宗芳介紹我參加交大青年會，這是一個地下黨領導下的進步學生社團。由此，我走出個人生活的小圈子，投入到團結友愛的革命大家庭里。青年會經常舉辦各種活動：開時事報告會，向同學們報告解放戰爭的發展形勢，如解放軍打到什么地方了、東北戰爭取得了勝利等等，從而提高了斗爭信心；組織討論，小說《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的閱讀討論使我接觸到保爾·柯察金的革命精神，“個人前途與國家前途的關系”的討論促使我進一步思考中國學生的歷史使命和社會責任。青年會中有不少畢業班同學，他們有的放棄了父母給找的待遇優厚的工作，有的放棄了出國留學的機會，熱情地奔赴艱苦的解放區。這些都讓我深受教育。在一批大哥大姐畢業離校后，我擔任了青年會的書記，留下來繼續他們的工作。

1948年5月4日，交大舉辦盛大的萬人營火晚會，我參與布置學生運動史料展覽。這個展覽介紹從過去到當時的“五四運動”，重溫中國青年的光榮革命傳統，有很多圖片，規模蠻大的。營火晚會上，校園大草坪中央豎起了一個高大的“民主堡壘”，大家在堡壘周圍控訴日寇暴行，揭露國民政府的賣國政策，同時扎了三個象征著美國、日本、蔣介石的稻草人，把它們埋葬在烈火中燒掉，大家高喊“為獨立、自由、民主、富強的新中國奮斗”。我又一次深受教育，認識到只有共產黨才是中國的救星。

1948年5月4日，建在交大上院、中院南面大草坪上的“民主堡壘”

臨危受命 積極斗爭

1948年7月，有一批進步學生和學生自治會的干事被國民黨特刑庭傳訊，這些同學被迫撤退到解放區去，還有一些學生被開除。當時，工業管理系周蔚蕓同學約我到工程館四樓屋頂上去談話，問我對國民黨與共產黨的看法，我如實回答后，她說她因被傳訊要到解放區去了，希望我能加入共產黨的隊伍，繼續戰斗下去。我說：“你放心走吧，你們的事業我們會頂上的。”幾天后，她通知我已被批準入黨，我非常激動，決心要終身為共產主義事業奮斗。后來，女同學會的洪熙君同學來和我接關系。女同學會讓我動員一批同學參加民眾夜校的工作，于是我動員我妹妹李均以及一批同班同學去夜校工作，自己也加入了夜校的工作。

大學時代的李菊

1948年暑假后，上海各大學的學生自治會均被破壞而無法活動。當時，交大的學生自治會是上海學聯領導下唯一存在且可以公開活動的學生組織，也是學聯唯一可以利用來向全市大中學校學生傳輸信息與公開發出號召的機構。交大學生自治會的競選氣氛非常熱烈，學生運動的積極分子、三青團的同學都有來參加競選的。同學把我推薦為學生自治會干事的競選人，在食堂傳發我的資料，上面寫著“請投一票”，還把我的畫像貼在體育館。這樣，我被選為學生自治會干事，組織關系轉到了學生自治會。

當時的學生自治會黨小組由穆漢祥領導，成員有3人，包括黃貽誠、林雄超和我，我被推選為黨小組長。黨小組經常研究如何貫徹黨的指示，在新形勢下做好發動群眾工作，利用一切開展合法斗爭，包括組織級聯會、開展統戰工作、爭取教授員工參加到斗爭中來。我是負責聯誼部的，主要開展校內班級間、社團間的聯絡和與校外同學的聯系等。

1949年初，黨組織要我轉入班級工作。因為我們班級（化學系和化工系合在一起）沒有黨員，也沒有新青聯成員。于是，我深入到同學家里談心交朋友，分析每個同學的基本情況，確定發展對象。當時我以為會有很多同學不愿意參加讀書會，但是一經發動，絕大多數同學都愿意參加，因為大家都想知道解放區的情況，都對讀書會討論的文章感興趣，很快，我便組織了班級的新青聯小組。隨著戰爭局勢的發展，這時候黨組織開始安排迎接解放。為了防止敵人做最后的掙扎破壞校園，大家團結起來，組織救護隊、糾察隊，積極準備應變工作。我們負責成立救護隊，從上醫大請來同學講解救護知識，女同學們學習包扎，晚上還給負責巡邏的糾察隊男同學送稀飯慰問。

李菊的交通大學畢業證書

“四二六”大逮捕前夕，比較暴露的同志按組織要求住在校外。我也接到通知，白天到學校工作，晚上不得留宿學校。我就住到了學校對面一個同班同學家里。“四二六”大逮捕以后，學校被迫解散。我不能回校，也不能回家，就在四個同學家里輪流住，同學們都對我很照顧、愛護。由于忙于工作，我平時不怎么回家，父母知道我們參加了革命工作，但我們具體做些什么，他們并不多問。學習方面，進入交大前兩年我學業抓得比較緊，后兩年因革命工作緊張，學習上就有點松了。那時，班上有位同學成績很好，我經常向這位同學請教。有時沒有上課，同學就把老師課堂講授內容講給我聽。我經常晚上開夜車，特別是考試前抓緊用功，基本上做到不落下學業。可以說，我干革命工作其實得到了家庭和同學的默默支持。

史穆印象

穆漢祥（1924-1949）

學校里，穆漢祥、史霄雯等同學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穆漢祥踏實苦干的作風和冷靜沉著的態度令我敬佩。他畫漫畫、寫標語、刻蠟紙，什么都搶著干。有一次他發高燒了，還堅持工作。他說：“多畫一份漫畫，就等于向敵人多投一顆炮彈。”他創作的大幅漫畫“向炮口要飯吃”“美國兵滾出中國去”，在游行隊伍中起到鼓舞人心的作用。他在黨小組會上對我們說：“我最反對小資產階級坐在沙發上空談革命，一杯咖啡一喝，就什么事都忘了。”“革命工作要一點一滴做起，只要對革命有利的就要去干。”

史霄雯（1926-1949）

史霄雯是品學兼優的高才生，非常正直、熱情。他擔任學生自治會學術股負責人，主要搞革命宣傳工作。他創辦《生活壁報》《每日文摘》，內容十分豐富。他工作非常有計劃，口袋里放著一本小冊子，記錄工作安排時間表，寫著幾點干什么、幾點干什么，收集稿件、抄寫編輯、張貼，凡事有條不紊。他參加黨領導的秘密小組活動，刻印《新民主主義論》《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等小冊子。他睡眠很少，每天只睡三四個小時。有一天深夜我看到他兩眼通紅，連夜刻小冊子，他說要抓緊時間刻好，第二天一早就可以發到同學中去了。他說：“要一字一句刻出對反動派的仇恨，要一字一句刻出對黨和人民的熱愛。”他知道自己被列入了國民黨的黑名單后，說：“一旦有危險，準備犧牲一切，不惜犧牲生命。”

工作經歷

新中國成立后，我在交大團委會工作，擔任團委會組織委員。1950年畢業，被分配到機關，在上海工商管理局工作了兩年，從事政治教育等。后來遵照“歸隊”的要求，調到上海工業局工作一年，從事技術管理等。1953年，調到國營上海紙品廠擔任廠長。當時我只有25歲，我感到雖然擔子很重，但一定要把工作做好，為國爭光。

1958年，組織上要我負責籌建感光膠片廠，這是一個新興的技術密集型的精細化工企業。當時國內是沒有感光膠片的，電影膠片、X光片和膠卷全部依賴進口。外國欺負我們不會制造，有時賣給我們過期貨，還把價錢抬得很高，并拖延交貨時間。國內用戶急需，譬如醫院等著X光片給病人看病，但不能及時到貨。所以上級要求我們自力更生，盡快生產出國產膠片，填補國家空白，為國爭光、為用戶服務。那個年代鋼鐵緊缺，工人就用木頭做出機器；沒有不銹鋼攪拌機，就用搪瓷筒進行手工攪拌；沒有冷氣機，就用大塊的工業冰進行冷卻。依靠群眾，土法上馬，艱苦創業，最終，我們試制成中國第一代黑白和彩色膠卷、黑白和彩色電影膠片、X光片等，當年就收回了國家投資，緩解了市場急需。后來，我們不斷改進技術，攻克許多技術難關，品種不斷發展，試制生產出科技國防、航空航天、氣象地質、工業醫用等各類膠片，科研新產品中得到各種科技成果獎勵的有十多項。

粉碎“四人幫”后，我一直在廠里擔任技術領導工作，擔任技術副廠長20多年，直至離休。

傳承愛國主義革命傳統

我回學校次數還是挺多的。2000年，我們1950屆畢業50周年，很多同學都回來團聚，參加校慶大會，各個系再開小會，還拍了幾百人的合影照。2010年畢業60周年，我們再次回母校，化學系和化工系校友合在一起開會，聽取學校化學學科發展情況的介紹。我們還經常回校緬懷史、穆烈士，2009年是兩烈士犧牲60周年，我們再次組織了祭掃活動。還有就是參加地下黨老同志的聚會研討活動。

我在交大所受到的愛國主義革命傳統教育，讓我有一種強烈的責任感和愿望，一定要為建設好國家而奮發圖強。負責籌建感光膠片廠時，就想要為發展新中國的膠片工業貢獻自己畢生的力量。幾十年來，每當我遇到個人不愉快的事情，每當發現自己在考慮個人得失的時候，就會回想起史、穆兩位烈士的音容笑貌和高尚品質；每當我工作遇到困難的時候，就會想起在交大搞地下工作時和群眾一起苦干實干，做深入細致的思想工作的情景。這一切都是激勵我前進的動力。

李菊與母校采訪人員合影（左起孫萍、李菊、吉運韻、余悅）

最后我想講，近年我們國家發展很快，但是，我國還是個發展中國家，擺在面前的是機遇也是挑戰。青年是祖國的未來和希望，希望交大同學熱愛祖國和人民，學習史、穆兩位烈士的犧牲精神，發揚交大的愛國主義革命精神，樹立時代感和責任感，堅定理想信念，學好知識本領，接過革命的接力棒，擔起歷史重任，為建設現代化強國、實現中華民族的復興而奮斗終生。這是我對同學們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