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百年初心歷久彌堅，櫛風沐雨篤定前行。2024年是全面貫徹落實黨的二十大精神的關鍵之年，是學校深入實施“十四五”規劃的攻堅之年。為迎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5周年，推動黨史學習教育常態化長效化，弘揚偉大建黨精神，從黨的百年偉大奮斗歷程中汲取繼續前進的智慧和力量，感悟革命先輩和交大楷模的初心與使命，金沙js1005線路黨委宣傳部與檔案文博管理中心聯合設立“初心·印跡”欄目，陸續刊出交大百年黨史工程黨史人物口述采編的部分成果，以饗師生校友及廣大社會人士。

宗慎元，1928年生，江蘇宜興人。1949年初入黨，1951年于交通大學工業管理系畢業后留校工作，歷任交通大學團委書記、校黨委委員、動力系黨支部書記、人事處副處長等職。1964年調中央高等教育部工作，歷任國家教委教師管理辦公室主任，兼任全國高等學校師資管理研究會顧問；國家教育委員會正司級督學。2006年7月19日，宗慎元在北京接受上海交大黨史工作人員采訪時，回顧了從蘇州中學考入交通大學的經歷，講述了在交通大學接受進步思想、參加學生運動、秘密加入地下黨、畢業留校工作的豐富經歷，追憶了與彭康校長共事的情況。

考大學就考交大

我的籍貫是江蘇省宜興縣。我的父親在家鄉官林鎮上與他人合伙開了個小雜貨鋪，我是家里的老大，下面還有三個弟弟和一個妹妹，一家生計勉強可以維持。那時候蘇州中學因戰亂遷到了官林鎮，我小學畢業后，幸運地就近上了這所全省有名的中學，在蘇州中學讀完初中又直升了高中，抗戰勝利時隨學校遷到了蘇州，一直到1947年高中畢業。

蘇州中學是一所很好的學校，對學生首先是愛國教育，我們的愛國、抗日思想就是從中學樹立起來的。蘇州中學的教師講愛國、講讀書、講科學，民主自由倒不怎么講；強調要救國就是把書讀好，今后科學救國。在這樣的教育灌輸下，我一心讀書、不聞窗外事，理想就是好好讀書、考上名校。我這樣的情況在蘇州中學的學生里面是比較普遍的。我的功課基本上都在前列，對考上大學是比較有信心。但要考什么大學呢？蘇州中學的老師說，交大的人才對國家建設貢獻很大，考大學就考交大。我在心中也認為，能夠考上大學的話，最好是交大，其次是清華。我的父母也認為，今后要靠老大來主持這個家，不是主持小雜貨店，而是好好讀書，考上了交大就不會失業，今后能把弟弟妹妹都帶出去上學了，這個家就有前途了。就這樣，“考上交大”既能實現我的救國理想，又能解決我的家庭問題，成了學校的教誨、家庭的期望和我個人的追求。

宗慎元填寫的交通大學報考單

交大學長的革命啟蒙

蘇州中學有一位比我高一屆的同鄉蔣達考上了交大運輸管理系，他知道我想考交大，就建議我早些來交大復習備考。1947年6月底，我興沖沖地來了上海。第一次邁進交大，第一眼看見古色古香的校門、門前的小河和橋，就忍不住贊嘆：交大真氣派！能在這讀書太棒了！我在校門口兩面墻的一邊，看到了令人震驚的一幅畫——一門大炮的炮口冒著煙，下面一個衣衫襤褸的孩子捧著飯碗在討飯，上面寫著“向炮口要飯吃”！那時正是“反饑餓、反內戰”時期，我平時接觸的進步思想比較少，受到國民黨宣傳的影響，對于內戰的認識是比較模糊的。所以，在交大看到這幅畫震動很大，可以說是終生難忘。

1947年穆漢祥所作“向炮口要飯吃”巨幅漫畫

在校門口有“考生服務團”招呼外地考生，我去詢問蔣達的住處，學生就熱情地幫我拿著行李去找蔣達。我住進蔣達宿舍里的空鋪，學習方面可以問他，他也介紹我考什么系科。在那個年代，通常畢業就是失業，但是交大的就業率比較高，只要考進資源委員會資助的交大土木、電機、機械、航空、工管這5個系里的任何一個，畢業后工作崗位就沒有大問題。他指點我說，工業管理系是5個系里門檻最低的，當然它要比其他理科、工科系門檻都高。我要先保證考進交大，進校后還可以轉系。我曾想過報土木系或化工系，聽他這么一講后就報了工業管理系。

蔣達是參加過護校運動的進步學生，他和我詳細講了護校運動的來龍去脈，還領我到上院114教室，詳細講了5月25日晚全校系科代表大會時，警察用斧頭砍門、系科代表用桌椅擋門，外面同學趕來聲援圍住警察的斗爭情景。他肯定地說，要是沒有學生斗爭的愛國行動，就不可能有我們的學校，也不可能有我們的前途。經濟緊張是因為國民黨打內戰，要消滅共產黨。救饑救寒、振興國家，就要先停止內戰，而停止內戰的責任在國民黨。經過蔣達這么一講，我受到了啟發，沖破了國民黨、蔣介石在思想中的“正統”位置，開始思考很多問題。進交大準備功課受到的革命啟蒙教育，成為我人生道路上的一個轉折點。

加入“四〇社”“星光社”

考試后不久，我收到了錄取通知，終于考取交大了！家人和鄰里鄉親都為我高興。開學進校后我印象最深的是“四〇社”，這是一個級友會性質的學生社團，是在民國40年，也就是1951年畢業的學生中成立的，所以叫“四〇社”，蔣達是“三九社”。新生大約80%都參加了“四〇社”，它的群眾性還是很廣泛的?！八末柹纭必撠熑耸敲裸?，是一位地下黨員，后來成了我的聯系人。

工業管理系這屆只有我們一個班共33名學生，大部分人都參加了“四〇社”，其中有8個人被吸收為“星光社”成員，我們班也因此成為了“堡壘班”，這8人在解放前全都入了黨，具體的名字是：謝辰椿、王兆基、王惟元、李均、王天仁、屈永芳、梁相和我。實際上，“星光社”就是“四〇社”的骨干，“四〇社”的一些活動，如學習、議論時事等，都是先在“星光社”中進行的。當時的地下黨注重在外地鄉下來的同學當中考察積極分子，“星光社”安排我和謝辰椿去參加宿舍斗爭活動，當時毛德銘是工業管理系一年級學生中唯一的地下黨員，他來聯系我，我就這樣和他比較熟悉了。他后來因為暴露了，沒有畢業就去了解放區，是1948年大撤退去的那批，到解放區后改名徐昶，新中國成立后在中國人民大學研究生班搞工業信息。對于我的進步道路而言，蔣達是啟蒙者，毛德銘是引路人，“星光社”“四〇社”都對我影響很深。

“四〇社”邀請孟憲章先生來交大做演講的登記表

“合理的就要爭”的宿舍斗爭

剛進校碰到的第一個問題，就是宿舍問題。這件事我印象很深，學校沒有給我們這批外地進上海的學生安排宿舍，“四O社”和“星光社”就領著我們搞了一場“宿舍斗爭”。上院的三樓有間空房子，原來是準備做化學實驗室的，可以住12個人。學生自治會要我們先住進去，打地鋪。等我們住進去之后，學校后勤來趕我們，我們不走。后勤就找學生自治會了。學生自治會和他們打交道說，這件事應該你們學校負責，你招生了，外地來的應當給他住呀！學生自治會也反復找校長溝通，來幫助我們斗爭，我們也推派代表出面交涉。

當時的校長程孝剛考慮到外地學生不少，有些可以住在上海親友家，但在上海舉目無親的確實沒有辦法。另外畢業班還沒有離校，畢業生一走就可以騰出宿舍了。經過學生自治會的調解，校長就講：算了，先住下來吧，實驗室今后再另找地方。學校同意我們住了以后，一直睡地鋪也不行啊，我們又去找校長，校長說那就解決吧！后勤也沒有辦法了，只能搬來了雙層床。經過斗爭之后，這個大房間解決了我們不少問題。

“宿舍斗爭”的勝利讓我親身感受到了斗爭的力量，20世紀50年代初我還曾在?？蠈戇^一篇文章《宿舍斗爭的前前后后》。在此事之后，學生自治會為學生辦實事、主持公道的威信也在新生中樹立起來了。從進校后的第一堂課“宿舍斗爭”中，大家也得出了一條經驗：合理的就要爭，要據理力爭，還要進行必要的斗爭。

宗慎元（左）接受母校采訪（右為毛杏云）

“救饑救寒”的階級教育

1947年的冬天特別冷，下了大雪，報紙上常刊登路邊發現凍死者的消息。那時內戰打得很激烈。我們組織同學利用寒假開展“救饑救寒”活動，作為“反饑餓、反內戰”的具體行動。我們分成三路：第一路到學校附近的貧民區去慰問受饑受寒的人；第二路去居民區募捐衣物；第三路到繁華的酒店、舞廳等有錢人出入的地方去勸募。我參加的是第三路，我以前只去過路邊的小吃店，從未去過大酒店，更不知道舞廳是怎么回事情。我們先去了一家舞廳，由上海話說的好的同學來做開場白，說是交大同學來救饑救寒的。那時交大在老百姓當中是很有威信的，一提起學生運動就是交大，交大學生是好樣的！舞廳的領班聽到是交大學生，就讓音樂停下來，跳舞的人也回到座位上。我們上去講了饑寒的情況，說了一番道理，希望大家伸出援助之手，有錢出錢、有衣捐衣！當時只有少數人零零落落拍了幾下手。我們拿著盤子一個一個募捐過去，那些人態度都很冷淡，也有些人摸了一點錢出來。轉了一圈后我們說了謝謝就出來了。后來又去了一家飯店，經理一看是交大學生也同意了。我們同學站到椅子上講了一樣的情況，然后開始募捐。在我的印象中，飯店的人比舞廳的人拿得多一點，雖然也不是很慷慨。

這次的階級教育來得比較深刻，大家感想很多，所以開了兩次座談會。去貧民棚戶區訪貧問苦的同學特別有感觸，講得都掉眼淚了。去居民區募捐寒衣的同學講了里弄的人們都很熱情，特別是那些保姆，都想辦法拿了一些主人的舊衣服出來。我們去酒店舞廳的同學講了燈紅酒綠的地方闊佬們的態度。最后，大家都感到國家的貧富差距太大，不改變不行了。實際上，這場階級教育不僅進行了貧富對比，還談及了根源，國民黨不好好治理國家，發動內戰。我們也認識到，為了國家的興旺，每一個同學都應該來參與這場斗爭。那時學校還放了一部電影，里面有一個女孩唱了首歌：“月兒彎彎唱九州，幾家歡樂幾家愁”，我看了就掉眼淚，在平時我是很少掉眼淚的。這部進步電影是配合“救饑救寒”時局進行階級教育的。

打破對國民黨的幻想

1948年的上半年，我印象比較深的是反對美帝國主義扶植日本軍國主義勢力的“反美扶日”運動。當時在體育館開的兩次會我都去參加了。第一次是學生自治會邀請社會名流來開的，同時還邀請了上海市市長吳國楨來參加。他一來就講，我是公務在身，只能有很短的時間來參加一下，既然是學生自治會邀請我，我當然也要來。他說你們吃著美國送來的白面，反過來還受共產黨的蠱惑。學生聽了非常氣憤，就來轟他。當時學生自治會負責人就講，大家還是聽吳市長好好說吧。他講了十分鐘左右，留了句“對不起，我還有會，要早一點離開”，講完就走了。與會的一些民主人士正好就批判吳國楨的嘴臉，說明反美扶日的必要性。第二次就是后面的公斷會，由學生自治會出面，邀請社會各界人士對吳國楨的講話進行公斷，評判他的講話對不對。這些對學生的教育是很深刻的，對國民黨政府正統的思想完全打破了，對國民黨的幻想也破滅了。

1948年6、7月交大學生自治會出版的進步刊物《激怒的鐵流——反美扶日運動在交大》

那時候還有反美扶日游行、紀念“五四”晚會、民主廣場營火晚會等很多活動，都是轟轟烈烈、非常熱鬧的，大家的熱情都出來了。對大學生來講，說理這些斗爭形式很重要，游行、唱歌、跳舞、營火晚會等形式也很重要。單單說理也不行，說理斗爭與活動結合起來，就能提高思想認識水平，這就比較深刻了。

“每日新聞”和“遠方來鴻”

1948年下半年，國民黨加強了白色恐怖。當時三大戰役如摧枯拉朽，國民黨大勢已去。我們需要把學生引導到關心形勢、了解大局，明白今后只有共產黨才能救中國，所以組織了一些活動。其中一項是“每日新聞”，由七個班級輪流搞，我們班也參加了?！懊咳招侣劇笔軐W生自治會學術股領導，有專人收聽地下廣播，專人編輯出報紙，還有專人制作外文報紙。晚上收聽并做記錄，然后編成報紙，抄在大張的紙頭上。報紙貼在“學生聯誼館”那兒的四塊木板，木板兩面都貼好后用滑輪吊上去，這樣站在下面就能看到，每天都是第一堂課下課就準時貼出。我們班主要是負責抄寫、貼上去和掛上去，一個班級負責一天。抄寫是很花時間的，我記得班上有一個叫吳達良的同學，他專門會畫形勢圖，每次報紙的解放戰爭形勢圖都由他來畫，大家就能看到三大戰役中軍隊打到哪里了。每天第一堂課后都有幾百人來看，學生、老師來看，校外的人也來看，還一邊看一邊議論。后來加了廣播，把報紙的內容通過“九頭鳥”來廣播，那是一種由9個高音喇叭組成的廣播喇叭，魏瑚是廣播員。“每日新聞”在學校中影響很大，解放戰爭的信息就這樣傳播出去了。

師生爭相閱讀“每日新聞”

另外一項叫“遠方來鴻”，是指到解放區去的同志寫給交大同學的來信。“遠方來鴻”有很多，都是介紹解放區的情況，我們就傳播給大家看，了解共產黨政策是什么、能力怎么樣，究竟能不能領導我們的國家。還有就是傳閱一批重要的書籍，如《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新民主主義論》等。“星光社”就組織我們看這些書籍，傳閱、學習和討論毛主席的一些小冊子，同時還看一些進步小說，如《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等。我看了這些書后，對黨有了一個理性的認識，知道了黨好在什么地方、為什么好，它是一個什么樣的政黨，為什么能夠救中國，因此我更加堅定了要加入共產黨的決心。

上海解放前夕秘密入黨

我是在1948年底、1949年初入的黨，具體的日子記不起來了，我把自己宣誓的時間記為入黨時間。當時毛德銘走了以后，留下一名黨員叫王惟元，這個時期我們班上發展的一批黨員都是他介紹的。我在班級做了一些工作后，王惟元來找我談話，問我是不是愿意加入共產黨。我說當然愿意了，但是不知道誰是共產黨，入黨無門啊。他說他愿意介紹我加入共產黨，我一聽就激動地握緊他的雙手！他說，你寫一下入黨動機，這些東西上級討論后就要銷毀掉，是不能留的。要入黨就要做到兩條：一是自愿參加革命、參加地下黨，現在還是白色恐怖，就要不怕犧牲；二是今后單線聯系、絕對保密。我說這兩條我一定做到，我要參加黨，要為新中國解放而斗爭，當然不怕犧牲，隨時準備犧牲！我記得很清楚，那時的文治堂雖然還沒有完全造好，但已經可以用了，那里沒有門，進出很方便，我們倆就在那里談了一個晚上。過了大概半個月不到，王惟元就告訴我，組織上已經批準我入黨了，今后還要宣誓。又過了一個星期，上級黨組織派人來了，就在王惟元家小閣樓上，來的人也沒有講是誰，戴了一副眼鏡，領著我宣誓。我印象很深，一生都忘不了。

我入黨后不久，地下黨有一批人撤退了，專門有人來聯系把我的組織關系轉到了學生自治會。不久，解放軍就渡江了，上海解放指日可待?！八亩贝蟠赌谴挝业挠∠笫呛苌畹?，那天凌晨警鐘敲響，把大家都驚醒了，國民黨軍隊同時就進來了。我那時住在新宿舍朝陽的大房間，國民黨軍隊的機槍就架在外面，門口都站了崗哨。督察隊掛著沖鋒槍過來，是很恐怖的。有個特務帶著人進來，一個是校內的，另一個是校外的，還帶著黑名單本子。進來就講，“你們都坐在床位上”“學生證拿出來”，大家一個一個地被叫到他面前，先查面孔是不是照片上的人，然后看那個黑名單，不是就叫下一個，其他的人不能走動。我們房間有十幾個人，這次都沒有對上，所以沒有抓走人，據說按照黑名單在全校抓了一些人。大概一兩天之后，國民黨軍隊進校宣布學校解散，所有學生離校。在這緊急情況下，本地同學都回家了，外地同學就到熟悉的本地同學家去住。當時我和史維祥、張壽三個人都住到王兆魁家里。

還有一件印象很深的事情，就是“畫地圖”。為了配合解放上海，組織安排我再找一個同學，去畫徐家匯往西那片地方的地形地貌，包括國民黨部隊的建筑、碉堡等，我和王天仁接受了這個任務。我們兩人騎著自行車，一面跑、一面看，還要測比例大小，每天回來都畫一張。一開始能夠有個樣子就行了，跑了三四天以后畫得就比較準確了。畫好以后交給王惟元帶走，也不清楚畫的這個地圖是不是起到作用。很快，解放軍從滬西打進來了。有一天早上，很早，店家都沒開門，我們出去一看，馬路上都是解放軍，抱著槍坐在那里，有的還躺著在睡覺。解放了，我們真高興??！同學們相互轉告消息，大家馬上就都到學校里來了。

2006年7月19日，宗慎元夫婦與上海交大原副校長范祖德（左）合影

與彭康同志共事

我是1951年畢業留校的。1952年學校成立了黨委，原交大地下黨的祖振銓、史維祥、陶鐘和我參加了黨委。那時候都在搞學習運動，黨委書記李培南事務繁忙，對行政上、教學上的事都抓得不緊。1953年彭康來了以后，學校就正規了。我曾住在彭康家里，所以和他比較熟。彭康一來就分配住在康平路一個花園洋房，一樓有個會議室，他住在二樓，他的秘書秦慰祖住在三樓，三樓還有一間大一些的房間，要安排可靠的同志去住，我和祖振銓就住進去了，就在彭康房間的上邊。祖振銓結婚以后，剩下我一個人住在那里。彭康事情很多，平時很忙，他喜歡聽音樂。我一般不主動去找他，除非他有事情叫我去，比如他的孩子彭城在育才學校讀書，叫我代他去學校開家長會。

《交通大學一九五一級畢業紀念刊》上的宗慎元

彭康來了以后要加強對各個系的領導，在各系成立黨總支。那時系領導有兩部分人，一部分是原來學校的總支委員，一部分是華東革命大學來的一些骨干。1953年我調到動力系做總支書記，兼任系主任助理。當時彭康的指導思想是，黨務要抓，同時行政也要抓。我是毛頭小伙子，做系副主任恐怕不行，所以就兼做系主任助理。彭康工作的特點，我的印象是比較深的：一個是他的馬列主義理論知識比較深厚，哲學基礎也比較好，邏輯思維嚴密。他講話從來不用稿子，他在學校里做過一次學習《實踐論》《矛盾論》的輔導報告，聽過他報告的人都感覺到他對毛主席的哲學思想掌握得比較好。第二個就是聯系實際。當時學校運動很多，對教學科研有沖擊，但是彭康比較穩妥，上面組織的運動一個接一個，他都能夠結合學校的實際來安排。一方面是聯系教學實際，抓教學科研比較扎實；另一方面人的工作也抓得扎實，包括學生和教師。他經常到食堂、到宿舍里去，找學生談，看見學生就問情況怎么樣、學習怎么樣。他在人事處成立教師科，專管教師工作，系統地抓。他在教學上也很有一套的。

交大黨委書記、校長彭康和青年教師座談

一生都在師資工作上

1955年彭康把我從動力系調到人事處做教師科科長，我從此與師資工作結了緣。那時我給他組織匯報會，他一個系、一個系地了解教師情況，分析每一個教師的專業、專長，然后考慮怎么發揮他們的特長，也很關心一些人生活上的困難，抓得非常仔細。他對張鴻、朱麟五、周惠九、張立勤、沈尚賢、朱公謹等一些人發揮的作用是比較明顯的。后來我到教育部工作才知道，交大是全國高校中第一個成立教師科、建立領導教師工作專門機構的。彭康還搞教師培養規劃，認為學校要辦好，得有一批教師隊伍，隊伍不是一時半會就培養得起來的，都是幾十年才形成的，所以需要有一個規劃，否則就沒辦法把教師隊伍踏踏實實地搞好。交大的教師隊伍建設搞規劃，恐怕在全國也是首創。

陳大燮、張鴻、宗慎元（左一）等在討論工作

1957年，宗慎元在校刊發表《我對交大傳統的看法》一文

1962年，教育部副部長劉子載在武漢召開教師工作座談會，找了幾個學校的黨委書記，或者負責教師工作的處長去參加座談會，當時復旦大學王陵處長去了，交大是林星和我去了。在會上，我們主要介紹培養規劃，復旦則介紹重點培養，拔一個帶一批。劉子載對交大搞規劃很感興趣，說教師搞規劃抓到點子上了，師資隊伍幾十年才能培養出大師來，沒有規劃怎么能夠建設一支隊伍！所以教育部就把交大的規劃和林星在會上的發言情況通報了全國。后來，全國都搞師資規劃。

教育部在1964年成立高教部，為加強師資工作專門成立了一個處。人事司的負責人對我在1962年會上介紹交大師資規劃情況的印象深刻，就把我調到高教部任人事司師資處的副處長。1977年起，我先后任教育部師資處（二處）處長、高等學校師資管理辦公室主任、教師管理辦公室主任。我的一生都投入在師資工作上了。

90歲高齡的宗慎元（攝于2018年）

本文原載姜斯憲主編：《思源·激流》，金沙js1005線路出版社2019年版，第254-273頁。略有刪節